站高謀遠砥礪奮進 四川答卷頻頻出彩
3月31日，“2021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揭曉，四川三星堆遺址祭祀區和稻城皮洛遺址雙雙入選。
縱觀全國，四川并非第一梯隊的考古強省。在歷屆“十大”中，河南以49項遙遙領先，陜西緊隨其后。2021年度的“十大”評選，四川為何占得兩席？業內人士表示，“雙黃蛋”的背后，體現了省委、省政府對文物保護利用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工作的高度重視。正是在此背景下，我省考古工作得以扎實推進，在古蜀文明、巴文化考古、城市考古甚至舊石器考古領域頻有斬獲。
站高謀遠
規劃四川文物保護利用路線圖
文物承載燦爛文明，傳承歷史文化，維系民族精神，是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根脈。2019年4月，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聯合印發《關于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實施意見》，提出要統籌推進文物保護利用傳承，加強文物價值的挖掘闡釋傳播，切實增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巴蜀因子的生命力影響力。同時，還提出了系列重點任務——
實施古蜀文明保護傳承工程、開展巴文化遺址研究保護與展示、推進三星堆文物保護利用改革、建設三星堆國家文物保護利用示范區以及大力推動考古工作。在考古領域，又明確提出了要開展長江上游古人類研究，建立四川新石器時代文化譜系，對金沙遺址、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等進行全面調查與重點發掘，支持開展川西高原、六江流域等以考古為基礎的多學科綜合研究，對羅家壩、城壩遺址等進行勘探、發掘，加強東華門等都市重要遺址考古研究等工作。
“正是有了一系列的頂層設計，四川考古得以高位推進。”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唐飛介紹。
尤其對古蜀文明的探索，開始以工程的方式穩步推進。2019年5月，省委宣傳部、省文化和旅游廳、省文物局聯合印發《古蜀文明保護傳承工程實施方案》，制定了2025年建立起較為完善的古蜀文明保護傳承體系、古蜀文明國際影響力進一步擴大等發展目標。其中，“加快推進古蜀文明遺址（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被寫進方案。
古蜀文明保護傳承究竟有無價值？工程又該如何推進？省委宣傳部、省文物局為此廣邀專家學者獻言獻策。這份實施方案，提出了建立古蜀文明學術研究體系、加大考古調查與發掘研究工作力度、加強重要遺址的保護和展示利用、提升博物館古蜀文明闡釋和展示水平等8項主要任務，嚴格確保了正確的方向和實施的可操作性。
課題預設
老遺址新領域均取得重大突破
古蜀文明的保護和傳承，三星堆成為重要支點。按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制定的三星堆考古發掘三年行動計劃，三星堆調查發掘再度展開。
學術界認為，如果三星堆要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準確評估三星堆遺址文化價值并且合理闡釋是考古工作的主要任務。這些考古工作，要深入研究三星堆的聚落形態、金石器生產方式、社會結構、禮儀活動等文明要素的基本形態，為申遺提供“突出普遍價值”的學術支撐，考古工作便需要從不同角度展開。
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長、三星堆祭祀區發掘執行領隊冉宏林介紹，既要對三星堆遺址不同區域全面勘探，以便準確了解宮殿區、祭祀區等不同區域的分布范圍和年代等，也要對三星堆祭祀遺存、高等級建筑遺跡等進行重點發掘，以準確評價古蜀國的政治組織、經濟構成等情況。此外，還要在三星堆遺址周邊區域開展系統考古調查和勘探發掘，以進一步弄清三星堆遺址群的聚落形態、結構及其與三星堆遺址的關系，勾勒出三星堆文化起源發展的整體背景。
在此思路下，考古人員在包括仁勝村、燕家院子等5個地方同時開展勘探，最終新發現6座祭祀坑。
2020年10月，三星堆祭祀區重啟發掘。“我們希望通過更多新的材料來判斷不同器物坑的大致年代，推測這些坑究竟是祭祀還是國家遭遇變故所為，解決當年發掘留下的種種三星堆之謎。”冉宏林表示。
“課題預設、保護同步、多學科融合、多團隊合作”的新理念貫穿三星堆祭祀區發掘始終。2021年5月，三星堆和全國20多家科研單位集中簽約，課題方向包括環境考古、科技測年、象牙DNA測定、象牙與貝殼來源研究、青銅器科學研究、冶金考古等多個方面，目前，關于測年以及象牙DNA測定等課題已有相應成果。三星堆，這處1986年起就持續發掘的老遺址，取得了新成果。
對舊石器時代遺址的調查，同樣體現了主動作為。幾年前，四川因考古人手嚴重不足，幾乎沒有涉足舊石器時代遺址的調查。后來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引入舊石器考古專業人才鄭喆軒，結果變配合基建調查的“被動”為舊石器考古專項調查的“主動”，一舉發現了皮洛遺址。截至目前，四川已在甘孜、阿壩、涼山以及成都平原發現100多處舊石器遺址，填補了這些地區此前無明確舊石器文化遺存的研究空白，為深入了解四川境內舊石器時代文化面貌提供了全新資料。
全面推進
基礎性考古工作取得重要進展
三星堆、皮洛遺址等四川考古項目在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中脫穎而出并非偶然。近年來，四川在古蜀文明保護傳承工程以外，還積極開展考古資源調查，實施六江流域、川西高原、成都平原等區域性考古調查，絲綢之路南亞廊道、蜀道等文化線路綜合調查以及舊石器、宋（蒙）元山城等各時期重要遺存專項考古調查，初步摸清了四川地下考古資源狀況。
回看過去五年，四川考古亮點頻出——
2016年至2021年，針對岷江彭山段頻頻出水銀錠等文物，結合張獻忠千船沉銀的傳說，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江口明末戰場遺址展開了4次考古發掘，出水各類珍貴文物63000余件，實證了張獻忠江口沉銀并非傳說，為明末戰爭史研究尋找到大量珍貴的材料，為彭山地方文旅融合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文物資源。江口明末戰場遺址被評為2017年全國考古十大新發現。
巴文化的發掘與探索工作再獲突破。2019年至2020年，宣漢羅家壩遺址東周墓地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了精美青銅器以及龜甲、鹿角等與占卜、巫術相關的文物，而戰國時期的龜甲，在四川地區還是首次發現。此次發掘成果，是四川地區近年來先秦時期考古的一次重大發現，集中展示了戰國早期至秦漢時期川東地區的考古學文化面貌和發展序列，為進一步研究東周時期巴國的歷史與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實物資料。2021年，宣漢羅家壩遺址入圍2020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
對巴蜀地區文明進程的研究，也正式推進。記者了解到，《川渝地區巴蜀文明進程研究》項目已獲國家文物局批準，納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未來將持續推進城壩遺址、羅家壩遺址、彭城壩遺址等考古發掘及資料整理工作。與此同時，四川基建考古也不斷加強課題意識，精細化和規范化程度日益提高。涼山會理猴子洞遺址、廣漢聯合遺址、成都雙元村東周墓地等頻有重大考古成果發現……
“近幾年來，成都的城市考古已走在了全國前列，四川考古也從早年的中下游躍居上游。”5年前，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曾如此點贊。5年以后，四川考古交出了一張更加亮麗的答卷。
新聞多一點
在三星堆和皮洛雙子星之外，四川近年考古成果有目共睹——
成都發現長江上游最早水稻田
2021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宣布在新津寶墩遺址發現了成都平原最早的水稻田遺跡。這處稻田遺跡約600平方米，考古人員從生物指標上檢測出該區域地層中有大量水稻植硅體分布。這也是長江上游首次發現4500年前的水稻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寶墩工作站副站長唐淼認為，寶墩遺址的最新發現勾勒了一幅“岷江水潤、茂林修竹、美田彌望、蜀風雅韻”的天府田園畫卷，對了解長江上游史前人類生活狀態具有重要意義。
成都發現6000多座墓葬
串起半部四川通史
2015年起，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歷時5年，在成都新川創新科技園發現了6000多座墓葬，這批墓葬延續2000多年，從戰國到秦代，到兩漢六朝，再到唐宋時期，最后一直延續到明清時代，墓葬的類型包括崖墓、磚室墓等多種。墓葬出土了大量文物，刻有“郫”字的戰國青銅戈、西漢時期帶外文字母的“龍紋鉛餅”、新莽時期錯金“一刀平五千”錢幣、東漢時期畫像石棺、極可能是海外進口的玻璃項鏈……串起了一個埋于地下的半部“四川通史”。尤其是“郫”字青銅戈，是成都郫縣（今郫都區）2000多年前設置郡縣的最早實物資料，其考古意義不下于此前在蒲江等地出土的“成都”矛。
這次考古成果填補了成都平原東南緣新石器文化分布空白，完善了成都平原戰國秦漢考古學文化序列，構建起蜀漢兩晉南朝的“六朝墓葬”考古學文化序列，豐富了四川地區唐宋墓葬類型，增添了明代早期品官墓資料，為探索成都平原崖墓演變、漢晉廣都城聚落、絲綢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古代四川社會變遷等重要課題提供了蔚為大觀的實物資料與歷史信息。
廣漢發現3000多年前的“龍鳳呈祥”
就在公眾的目光聚焦于三星堆祭祀坑時，距三星堆遺址大約8公里的廣漢聯合遺址，兩年前也有重大發現。考古人員在此發現了距今約5000年至明清時期持續不斷的文化遺存，出土了大量的陶石器、銅錢等文物，其中一件陶豬曾經爆紅網絡。這處遺址其實還有一件更具學術價值的文物——距今約3200年的龍鳳紋陶蓋。陶蓋上的龍鳳組合紋飾，是目前國內出現龍鳳組合的最早文物之一，與婦好墓出土的龍鳳組合玉器年代相近。龍鳳平面分布的格局以及雕刻龍圍繞鳳的紋飾組合，這件陶蓋堪稱最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條龍的龍角、龍須、龍爪俱全，造型已經非常接近中華文明中龍在成熟階段的形象，它和鳳搭配的圖案，清晰詮釋了中華文明中“龍鳳呈祥”的寓意及源遠流長的歷史。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長冉宏林介紹，自三星堆1986年發現祭祀坑以來，人們通過這些造型奇特的青銅器，對三星堆作為古蜀國都城有了大概的了解。然而古蜀國都城周邊地區的人們是怎樣生活的？由于此前只有零星的發現，對這方面的研究并不充分。此次新發現的廣漢聯合遺址，提供了三星堆之外從距今5000年前至距今3200年前最完整的一個文化序列標本，對了解古蜀時期三星堆都城周邊區域聚落形態，具有重要意義。
記者 吳曉鈴 吳夢琳 成博
